我并不是第一次上班，只是第一次上这样的班。我13岁时有了第一份工作——在公立图书馆里码书，或帮人上网、找书什么的。除了这些，我大部分时间用来看书、上网、跟到图书馆的孩子们玩儿。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这样的公共部门职位客观来讲不是很理想（常有些不靠谱的人来），可现在想起那段日子，全是好的回忆。对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孩子，那时候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工作。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现代艺术画廊办的业余班教Photoshop。其实我只是助教，主讲人是一位70年代被征往越南的乔治。以前有征兵广告称，参军便可以漫游世界，大开眼界：乔治的眼界不是大开，而是太开。回国以后他参加了自由石匠共济会，开始收藏古玩枪，同时深入研究了飞碟等问题。他在教室里一般不会太详细地阐明他在政治和科学方面的观点——我估计上层已经为此警告过他——可偶尔还是会神神叨叨地流露一些谜语般的字样：
“哟，我不能跟你们说昨晚共济会里谈的事情……好吧，就说这么多：我真希望乔治·W·布什在2000年1月6日不要造访埃及金字塔。”
（…静待…）
“因为他一旦去了，这个世界就将毁灭”
（…沉默…）

我很喜欢那份工作，也很喜欢乔治，可是那种助教的工作性质和薪水只适合高中生做，而我的高中生活（幸亏）很快就结束了。之后我上了大学，大一后不知何故搬到了哈尔滨当外教。现在回想，大概因为买不起到中国的机票才去教英语，而恰好有朋友在哈尔滨的某所私立小学教英语，她成了我的介绍人。我去之前怀揣着希望和梦想：我要像自己曾有的好老师一样为人师表，也要像电影里的老师一样充满激情地感染学生，最好还能跳上桌子澎湃一番，那一抹洋溢在脸上的真理阳光将普照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并温暖终身。到了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角色不过是个人体录音器，只字不差地按照学校选的课本给学生们把课文念几遍。学生们呢，绝数是些被宠坏了的小胖墩儿，父母逼他们上的补习班让他们没时间去玩、去放纵、去满足好奇、去发展潜能。他们根本不想再上第二节，没多久我就与他们感同身受，被他们发展到这个热情尽失的队伍里。

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后我立马儿收拾行装搬到北京上学。期间发现当自由职业翻译可以赚点零花钱，钱当然不如教英语来得多，可鉴于在哈市的经验我打定主意不做英文老师。于是我成了翻译，“麻烦”也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想起，全是那些歌儿害的。

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脑瓜儿塞满了之乎者也。进入社会以后才发现唐诗宋词原来不是我想象中的潜力市场。通过朋友介绍，我开始接一些散活儿：要么翻百威啤酒的新闻稿，要么译电影剧本——在兴趣上我基本属于水性杨花一类，这样“多元化”的内容对我很理想。可惜大多时，翻译的和卖书的有着同样的烦恼：人们想买的书未必是你想卖的，人们需要翻译的文件不见得是你想翻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觉得自己有货，可帝王家已经垮台了，可见资本主义之残酷。翻译诗歌的远远供大于求，翻译电子产品说明书的则是求过于供。每每坐在电脑前准备翻译房地产合同、矿业调查报告、网站本地化项目之类的，我都能感到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在向我使出“猴子偷桃”的阴招。

自由撰稿人应该懂得点儿生意，起码会找关系拉活儿，可我偏偏没这个脑子。在被饥饿感折磨了几个月后，我终于找了份工作：在一家外国媒体当新闻研究员。该工作的具体责任是在中午上班以后上网搜索中国新闻，然后把当天的头条新闻交给记者。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在办公室里闲着。薪水很低，不过可以腾出功夫做点散活儿。这份工作其实不错，没压力，只是也没前途，而我们在华盛顿的总部时不时会忘了给我们发工资。在今年的春季，因为欠饷三个月，我心怀留恋却也心意坚定地离开了。

此时恰好我朋友的公司正找人，他把我介绍给了他的老总，于是四月初的一天我开始当起了上班族。这可是我迄今为止干的最正经的营生，我甚至要学怎么打领带！当然，我还要把自由撰稿人的生物时钟和卫生习惯改掉，也不能每天穿着有破洞的T恤和牛仔裤。这让我在最初的日子里有些像脱了水的鱼，过段时间才能试着游回水里扑腾扑腾。

然后我听到了那些歌。

last.fm是个自定义的广播网站，可以按照用户电脑存储的音乐推荐风格类似的曲目。我电脑上多数是爱尔兰民乐，last.fm因此给我推荐了一首叫 “To the Begging I Will Go”(当乞丐去喽)的苏格兰民歌。听完了这首歌我立马知道我要辞职。为了坚定信念，第二天我在网上发了帖子问朋友们有没有类似让人恨不得赶快离职的歌，得到了二十多个回应后，我将它们一一下载并制作了新的目录。朋克、说唱、民歌、重金属等等各种风格的歌曲都有，我每天骑车上班时耳朵里充斥的全是这些。

有时想想，仅仅为了一首歌而辞职是不是有点傻？不过所有的旋律在我脑子挥之不去，这些歌映衬着我所做的事好像并不如我期待的那样正经、因为即使在阳光下心情也是灰暗的。直到几个星期前，我终于拿出勇气向老总递出辞呈。那一刻我如释重负，脚步也活泼起来，像是跳着苏格兰快步舞。我离开办公室，戴着耳机，骑着车子，听着音乐，眼睛睁开了，笑容回来了，当乞丐去喽。

所以我最近尽量不出门，甚至自愿在办公室里加班，以便尽情吸享办公楼里的空调。电脑网络此刻便成了打发时间的必备工具。即使老板出巡，悄悄按下Alt+Tab返回正经的文件页面即可，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时间扼杀掉：虽然自己写博客，我还是不怎么喜欢看博；看新闻只叫人郁闷；土豆、YouTube等视频网好是好玩，可是在办公室里带上耳机实在有些掩耳盗铃的味道。

Friendster、MySpace之类的社交网最近两年挺火。我一直不懂在这些网站上交朋友有什么作用：只不过是点击了人家的名字，自称是朋友，然后—好像没有然后。这让我想起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我扫眼看见了教室里唯一显得比我痛苦的同学，问他想不想做朋友，然后就是朋友。偶尔有朋友发过邀请来，让我在Friendster，WAYN，LinkedIn之类的社交网注册，我就会注册－主要是为了占好自己惯用的用户名－然后把事情忘掉。

就这样，我两三年前在Facebook上注册了。Facebook当时只不过是个校园社交网，用户只能用大学分配的email地址注册，因此没多少用户。填完了申请表，我再没登录过此网站，直到几个月前，当Facebook把业务开放给所有的网民后，一下子热起来，我发现自己的信箱里（平时是在垃圾邮件的信箱里）堆着越来越多”朋友邀请”，基于”建在点击上的伟大友谊”。

人家说想跟我做朋友我当然不能不够意思。这又让我想到小学一年级，那时我和那个同学都很害羞，很寂寞，很害怕。他要是当时说了不字，我估计自己可能整学年都不敢跟其他同学打招呼，更谈不上交朋友。绝不能对人冷漠，我这么想着，结果就一下子交了五六十个新朋友。在办公室里消磨时间看他们的用户信息时，发现很多朋友的朋友居然是旧识，于是开始在线再次接触多年没见的人。最初因为Facebook本来是校内网络，所以”网络”里的高中同学占多数。

看他们的用户信息能吃掉我大半天：这个女同学现在把名字改成了男名，扮男人装，把指代自己的词都换成了”he”；我以前喜欢的女同学得了脑肿瘤；那个男同学没拿到学生贷款，因而只得在便利店打工；上了哈佛的那个还徘徊在一A和三C之间。从他们的用户资料中可以画一个地图，命运的小拐角带他们从高中到各个别处。

然后是其他人－远亲、同事、邻居、还有看我的博客的、这个表弟、那个幼儿园时代的朋友(他在洛杉矶上法学院)，我弟弟甚至有自己的乐迷会；还有同行的：在北京居住的翻译、写手、以及各种各样的混子。这几个月，Facebook的热度可堪比北京的天气。我在办公室的凉风下可以时时跟进朋友们的最新动态，以及搜索以前的朋友是否被Facebook收编。小学一年级第一天交的朋友在那儿。他在纽约的公立高中教语文。

只怕哪一天我的老板也注册。

有天刚好到了一个活儿的交稿期限，干了一晚上，然后大概凌晨一点半左右就走到锅贴店去垫垫肚子。客人不少，后面一两个常客，前面两位出租车师傅，中间几个痞子和他们浓妆艳抹的美眉。常客们在后边静静地坐着；两位的哥似乎喝高了，大声聊着单位里的是非；小痞子的话题我听不清楚，基本上是以“B”为词缀的字眼儿。既然从偷听里找不到乐趣，我翻出了最近一直看的小说（A Canticle for Leibowitz: 若要起个中文书名，应该是《最后的圣歌》吧）。

不一会儿，坐在我旁边的两位的哥站了起来，一个走到前台结账，另一个走到我桌子旁边，看了我一小会，然后礼貌地问我：“会中文吗”？

“一点点”，我说。他问我是不是在读圣经，我愣了一下儿，有点怕他是新皈依基督教的，以为我是教弟，“不是，是50年代的科幻小说”。

“哦”，他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满嘴酒气热情口气地继续说，
“孔子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孔子是圣人，伟大的圣人”。
“完全同意”，我说。
“他写了六本书。我都读过！有那个……《诗经》、《周易》、《春秋》、《礼记》、《书经》、《乐经》，不过《乐经》后来失传了，其他五个我都读过”，他笑着说。我点点头，尽管我想说任何当代严肃的考据学者都不会把上述经典的著作权归于孔子。

“如果真的想要了解中国，首先一定要了解孔子”。
“的确如此”。
“你知道，他写了六本书。六本。不过有一个失传了。你看的是圣经吗”？

这时他朋友回来，仁慈地拉着他要走，大概以为他正闹酒炸呢。走出门口之前，他再次回头，留下了最后一句祝福：“希望你一切顺利！别忘了，要读孔子”！

身为白种人，很少有陌生人跟我闲聊中国古代文学，聊得更多的是些凡是在华经验长于五分钟的外国人都能背下来的话题：我是哪里来的，在中国多长时间，喜不喜欢中国，筷子使得怎么样了。唯一的例外是出租车师傅：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老一人坐着闷得慌——他们中多数挺能侃的，尤其是在北京。我初来中国的时候就开始跟的哥们闲聊，最初也是小学课文似的话题，后来发展到大人的能力就开始聊经济、社会、政治，通常到了下车的时候，我和的哥们就正好把世界上所有的大问题都解决了。
有一次从国贸去五道口打车，坐在前边跟的哥聊。开始的时候照样是从我的国籍聊起，然后被告知美国是个好地方，然后我讲小布什、伊拉克战争、军事工业合成体什么的，直到他插嘴：‘啊，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聊了一会儿美国和中国在政治方面的区别，然后他突然换了话题，问我有没有学过中国古代哲学。我说除了庄子以外没怎么学过。

“庄子不错，但是你要是真正的想了解政治，就得读《管子》。里边写的东西到今天也还受用：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嗯”。

在路上我们还聊了很多：古埃及、北京的工作市场、人类的本性，快到五道口的时候，他又问了一个常见的问题。

我边下车边回答：“费城”。

“费城！富兰克林！那可是个人物！”他感叹着，然后踩下油门，很快地消失在夜幕里。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前兆。冬天是从嗓子里痒痒开始；春天始于树上花儿的一场大悦兴旺；夏天的预告，除了冰淇淋广告曲之外，在于准备过暑假的孩子在街头大大闹起来、姑娘们的裙子渐渐短起来、小卖部的主人在铺外坐着和人闲聊。每个城市都不一样。为求更好了解北京当地季节转换的实际情况，去年6月我开始在下班后选择步行回家，且尽量以每天不同的路线。我对美国熟悉的季节感是一种大杂烩：独立日的烟花，公园的室外保龄球赛，闷热得用刀也划不开的夜晚，给弟弟买的鲜果冰沙，脚下几欲融化的柏油路。虽然在北京已度过了几个夏季，我还未充分吸收当地夏天的滋味。实践出真知，而对我而言，没有比随便走走更好的方式：建国门到安定门，大望路到宽街，每次尽可能选择曲折的、窄窄的，远离大街的小道。欧几里德几何的基本定理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两点之间最有意思的距离大概是曲线。

我便在这懒洋洋、闷热的天气中懒洋洋地开始了我的“曲线计划”。从位于建国门外的办公室到安定门内的新家（新家位置的认定可算我“曲线计划”的一大成果），经过西单、景山公园、雍和宫。我在路上看到周围人忙忙碌碌、各行其乐：小孩子们到处乱跑，疯笑着，即将到来的期末考也别想让他们停步（夏天可是为所欲为的特权季节）；大人们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不过还是会轻松地跟邻居和朋友聊天，火气大的就发发牢骚骂骂街，要归咎的也可以是天气而不是脾气；老头们力气少了，就安静地坐在外面，仿佛将冬日散掉的阳气一点一点地找补回来。

六年前我在北京渡过了第一个暑假，刚高中毕业的我那时只想和同学们出去逛逛，在学校附近的找间酒吧——当时总算如愿以偿。这六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北京的空气越来越透明，酒吧越来越多，而我反而越来越不爱出去。只有夏天是个例外，夏天依旧是夏天。今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位遛狗的老太婆边抖着缠在她腿上的狗链，边对身旁的小京巴儿骂骂咧咧：“你他妈好好儿走啊！你他妈不好好儿走我再也不带你出去！” 我立刻就想起了小时候训斥学生不好好儿听课的老师。他们好像没明白，夏天可不吃这一套。

抱歉让大家久等。近几个月琐事缠身，更换了新的工作同时停止了与珠海特区报的合作，所以也就名正言顺地偷懒了几个月。现在写的专栏是受《TimeOut 乐》之邀，每月一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