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

我没有名片。每次跟人们认识的时候都要打开书包，掏出本子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印名片很便宜，但我不知道该在上面写什么。一是因为还没想出中文名字（其实越想越不想要），二是想不出该给自己按个怎样动听的头衔——翻译？最不值钱的就是翻译；写作？哦，错了，原来还有比翻译更不值钱的。有段时间觉得作为自由撰稿人”mercenary Sinologue” （惟利是图的中国通）的称呼似乎不错，后来觉得这话有点大； “文明乘客”好听还透着亲切，只是跟工作关系不大，也不够响亮；听说如果想得到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要显自信，所以有一阵儿觉得“齐天大圣”可助我声威，但我不想被称作“泼猴儿”；最后还是觉着什么都比不上“实事求是”，那么 “former child prodigy”（曾经是神童）最接近真相。问题在于，做个聪明的孩子未必好。

少年聪明的负面效果是，天天被人夸，天天被人告知自己比常人聪明的孩子走起路来脚就开始不着地儿。起码我这样过。 小学的时候虽然有班里最好的成绩但也谈不上是好学生：我基本上只是凭着自己原有的能力和家里学到的来趟事儿，直到五年级的时候被费城的一所”magnet school”录取。该校在名誉上是个“神童学校”，可进去后发现新同学们比以前的也聪明不到哪儿去。学校的不同是在两个地方：其一，课程也许比其它公立学校稍微严格一些；其二，老师们见过的聪明孩子不计其数，我这种德性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因为小学被惯出来的懒惰和傲慢让我继续以不劳而获为主旨，几年后发现以前的伎俩不凑效了。

我的确很聪明，这毫无疑问，可那又怎么样？聪明人多了去了，关键是把自己的聪明用得好的人不多——我没在此列。当没我聪明的同学们正在认认真真地学习，我在家里看自己想看的书；当他们费劲地把化学课的作业填完，我正在费城的陌生城区探头探脑地骑车；当他们做着让他们成为合格的大学申请人的事情时（业余课，志愿服务，参与运动比赛），我在边上笑话他们像马戏团里跳圈子的狗；当他们辛辛苦苦准备考SAT和AP考试的时候，我自己连临时抱佛脚都懒得。当他们打开贵族学校寄给他们的录取通知的厚信封时，我独自坐在房间里，盯着每一所大学给我寄来的薄信封，拼命地吞咽着自作自受的苦果盛宴，想着自己怎么他妈落到这步田地。

被大学踢回去让我发了几个星期的呆。我想假装一时摸不着头脑——我可是班里最聪明的！申请文章也写得好！高中时上宾大和芝大的课程得的分数全是‘A’！ ——可心里其实跟明镜似的：每次偷懒、每次旷课（其实只逃过两天的课，而且还觉得少）、包括高三时用Photoshop造假成绩单，现在看来全都杀了回马枪。“怨天”的好处是可以迁怒到坏运气头上，可“尤人”，特别尤的只能是自己时，那痛就像胸口上挨了一刀，接二连三被大学录取的同学还不停地往伤口上撒盐。

还有老师们的反应。我虽然是个差生，不过也受到一些老师的青睐，可惜美国的教师一般都是铁面判官，虽然给我低分（他们会说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时显得比我还痛苦。每当我不交作业，或考试前不复习，他们都会摆出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然后谆谆告诫我如果长此以往，前途肯定受影响。在得知我被所有大学拒之门外后，他们或一掬同情之泪，或恨得咬牙切齿。历史老师尤其不忿：“这他妈简直是丑闻！我高中只忙着抽大麻还给宾大录取了呢！”；哲学老师到宾大的招生办帮我说情，希望他们能重新考虑；其他老师因此对我更宽容，总让我去学校的图书馆自习，反正那时候即使正式上课也挽不回被大学拒收的颓势了。最后在一个老师的帮助下，我得到了位于费城北部的坦普大学的面试。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本来是想离开费城——可是这种情况下，我似乎别无选择。

这时候家里终于收到了大学寄来的厚信封，是斯坦福大学和北大举办的夏季中文项目。我几个月以前申请，然后在一堆拒信的轰炸中忘记了。由于我得到了坦普大学的奖学金，所以有余钱参加这个课程去北京。当比较“成功” 的同学准备去上贵族学校时，我正忙着准备去中国。高中最后一天有毕业典礼，典礼后高四的语文老师找到了站在边儿上一脸悻悻的我，“别担心。你看他们——”他举起手指着我那帮同学，“大部分人只是走着别人划的印儿，现在看起来似乎很成功，四年之后拿到了学位后，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继续走着别人划的印儿——很多人的未来用脚都能算出来，那时候说不定你会在什么地方做着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的事儿。有人永远只不过是纸上的成功。你是另一回事。”

他大概只是安慰我，但我记住了他的话，时不时会想起。这几个月有些经济困难， “正式”工作已经欠饷几个月，一些散活的收入也还没到帐。偶尔会在网上见到当时的同学，他们之中大多有年收入五、六位数的工作、有贵族学校的毕业证书、有名片。聊的时候，他们经常说自己不快乐。也许，老师当时的话并不仅仅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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