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九月二十一号

九月二十一号七点半，起床。九点半，坐在了开往纽约的唐人街长途巴士。 十一点半，申请中国签证。凌晨两点半，安慰坐在我身边痛苦流涕的人妖，当她暴吐在了吧台上。

费城和纽约有个唐人街巴士，它每个小时从费城唐人街的十一道街开往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最初只有生活在唐人街的人知道它，后来因为票价便宜几块就开始在学生圈子里吃香。六年以来我几乎每次去宇宙的中心都是以此巴士为载体。九月二十一日，十一点多到了纽约后立刻转乘地铁去中国领事馆办签证。填表的时候“职业”一栏填的是“写手和翻译”，交表时坐在窗户对面的外交官瞄了一眼，然后用“中文”问我写什么样的东西。

这吓了我一跳——以往办中国签证的经验里，从来没奢望有人会以中文与我对答，即使填表时我使用的是中文。我愣了一下，然后迟钝地说，“嗯，如果是拿中国作家比较的话，有人说过我的风格有点像王小波，那大概是因为我只能写短句，也不大用修辞手法”。这会儿轮到她愣了一下，然后又问道，跟问弱智的小孩儿吃了几根蜡笔似的，“风格无所谓，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的脑子一下子转过来了，忙道：“小说！荒唐的，可笑的，与现实完全无关的胡说八道！跟记者干的相反的！”她哼了一声，然后把申请表收走。走出去的时候我很沮丧，想起一个英国朋友有过类似的经验：上次在伦敦办签证的时候他竟然遭到拒签，最后拼命拉关系才能办到。而这次那个女的还用中文盘问我，她可能会以为我是间谍，说不定更糟糕——记者。

原本的计划是要十一点前交申请书，付加急费，然后当天下午领取签证后回费城。 可惜那天错过了早上八点半的车，没及时到达，不得不在纽约多待一天。想到这儿我就想开了，我真喜欢这 “不得不”。

基本上我是一个在随机性和非可能性中才能幸福生长的人，而纽约正是地球上最随意最不可思议的城市。这里是怪人怪事最无法赢得喝彩（或倒彩）的舞台，各色人种的几代移民孕育出的最出色杂种结晶，有资格的客人才能博其一笑的最具风情的青楼女子。

当时是中午，还得等六七个小时才能给下班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留宿。在某些城市里，打发六个小时何其艰难，可在纽约，尤其是在市中心，简直乐趣无穷。我从时报广场附近的中国领事馆走到中央公园，闲逛了几个小时，要么看书，要么看人，要么躺在草地上发呆，为人生怎么如此之美而窃笑。

下班时间后跟朋友联系上了。我和他在小学一年级就认识，一直同窗到高中毕业。在他的朋友中，我是最后一个被其告知他是同性恋——那天是2000年的选举日，我记得很清楚——除了他母亲之外， 在得知儿子的性取向后将他赶出家门。高中毕业以后我们没怎么见面，他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上学，而我不是在费城上学就是在中国混－可他一直都还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大学毕业以后的这两年，他为了在纽约住下去（他跟我一样有恋大城市的癖好）便在市立学校当英语老师。他带我去一家越南餐厅，忍受着我的“好久没吃着越南菜”，“我可真达到了食物高潮”，“北京有这样的菜就好了”，之后说：“嘿，给你看另一件北京没有的东东”。

于是我们去了市中心的一个酒吧，里边的八十年代流行乐（多数是麦当娜）隆隆于耳。我们坐在吧台边儿，周围充斥着丰乳翘臀的女子。我和朋友接着聊最近的新鲜事：他的几个流氓学生偶尔被逮捕；我的几个流氓客户翻译完了文件还不付钱；他的男友怎样怎样；我的女友怎样怎样；小布什是个什么构造的粪块。“不是要给我看个北京没有的东西吗？”我末了问他，他笑了，“你没发现吗？再看看”。我东张西望，还是看不出来，除了价格贵的啤酒或给服务员的小费或音量够劲的差劲音乐，而这些随时可以在北京三里屯找到。“仔细点儿看——她们”，我便仔细看，发现周围这些女人的手有点大，下巴有点壮，声音有点哑。我朋友说，这里每个月都有一次人妖聚会，纽约地区的这个圈子里的人都可以来秀一秀。心下里我不禁为世界上有这许许多多不同的圈子叫好，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这么多的活动在自己的轨道上进行，不必为人知，自得其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嗯…和谐社会”，正想着，一个变性人凑到我身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吐得吧台满目疮痍。

哦，还有，第二天我拿到了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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