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找不着北

“那时中国”的结尾里提到2004年我不得不回到费城，其实当时我根本不想离开。在北大留学一年之后，我做了一些关于转学的咨询。我当时是美国费城Temple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虽然只差一年就可以拿到本科，我还是不愿意回去。原因有三：

第一，我的大学哪儿比得上北大？它连中文系都没有，我要是回去的话就很难用到中文了，这可能使我在中国两年间所学到的东西全都忘掉。

第二，我早已跟费城所有的亲友告别，早就决定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回美国探望家人好是好，可是回去给我的感觉就跟去旅游一样。我在中国上学了，立业了，在费城反而没什么事可干。 我不是不想我的朋友和父母，不过坦白讲，在中国的时候我最想的其实是美国的吃的，其他的都可以在网上做。

第三，我恨费城。早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对它的一草一木都知根知底。每每回去，都不禁为它坚韧不拔地贯彻着“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而折服。时间一长，我就会感到透不过气，犹如被“熟悉”扼住了喉咙。

话说回来，我就是不愿意回到费城把学位念完， 可惜终于被告知转学到北大的要求不予批准，除非重新开始从大一读起。这样一来，我之前在美国所累计的三个学年的学分就打了水漂儿。 我琢磨了几天，最终决定咬紧牙关—回去。

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委屈，也开始生出担心。担心在我离开费城的两年间与朋友们已渐行渐远，担心有的朋友因为选择了比较晦涩的专业变得无聊了，有的因为 party得太多而演成另一种无聊。我开始怀疑两年前与他们的告别的的确确是“告别”， 因为回国后的我已经没什么话跟他们说。有的朋友已经搬到别的城市去了, 我一年见他们一次就很好了，而且，我最好的朋友，Jon， 已经订婚了。我不得不承认这让我很郁闷。

朋友，邻居，家人的生活在离开我的日子里仍旧继续着。回到费城以后，我自己的生活却停滞不前。这么多年来，我把学习中文作为唯一的目标，回国之后就没什么机会学，尽管我已经上了学校里所有的相关课程。 工作也比较烦，除了翻译之外我没什么其他特长，这在北京很容易找活儿， 在费城就没戏。 在中国,我算是比较富有的，回费城之后就等于又回到自己当穷学生的日子。最让我憋闷的是, 我找不到人和我说中文。

我就这样腐败堕落了一年，直至遍身荒草丛生，僵立着任凭耗子开始在我脑瓜里打洞。我时刻都能感觉到自己分分秒秒都在与中文疏离，有时候甚至可以听见我所积累的知识从耳朵滴滴答答漏出去的声音。 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交完毕业论文以后，能立马儿跑到飞机场回北京，回到自己真正的生活。我整年，夏天再到夏天，都期望着上完学的那一刻，因为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更值得期待。

我在中国度过的两个夏天使我忘记了蓝天和新鲜的空气是个什么样子。 费城和北京在同一个纬度， 气候相近， 可是环境，空气质量等方面却相差很大。 费城的天空是一种久违的湛蓝，碧空如洗，也顺带把我的肺脏也洗了洗。大街上处处有人卖水果冰砂， 公园里 每个星期都有乐队演出。 黄昏时分， 人们都坐在房前的石梯或者公园里的板凳上聊聊家常。在国庆节和美国劳动节的时候，邻居们会在社区花园举行烤肉聚会，每个人都会带着啤酒或是自己做的饭来参加。

六月底的一天，我的好朋友魏忠美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组织一次联欢会。 魏忠美（Debbie）是华侨，十多年前和一些东亚移民及后裔组织了一个非营利机构 —“亚裔联合会”。亚裔联合会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一些新移民或者遇到困难的移民，不论是合法的还是偷渡的。此外它还举办一些庆祝活动，尤其是在春节、中秋节之类的重要节日里。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它都会在费城的唐人街搭起一个舞台， 举行一场大型的联欢，包括华人和鬼佬在内，约有三千个观众。不过去年夏天， 亚裔联合会正忙着开一所自己的学校， 所以没时间去运作这件事。 Debbie听说我比较郁闷， 于是问我想不想帮他们来做，我同意了。

也许因为亚裔联合会事务繁杂，所以那时还没有正式的办公室。他们本来在费城的唐人街租了地方， 后来因为费城房价不断上涨就不得不搬到费城南部的一座公立高中的地下室里。这学校没有空调，却有耗子和蟑螂。楼梯里的栏杆粘了叭叽的，学校也总是弥漫着学生的汗臭味。 我要做的工作很繁琐， 每天都得跟市政府的各个部门联系，办理和晚会相关的证件和手续， 以确定到时候我们可以合法地搭起舞台，使用扩音器， 租移动公厕。忙归忙， 可我记得看“编辑部的故事”时候，有个胖师傅说“宁愿忙死，不能闲死”。其实我很享受这种忙碌。

中秋节之后的第二天就是我最好的朋友Jon的婚礼。 我是伴郎，按照传统，我必须向新郎和新娘敬酒、发言： “我和Jon从两三岁起就认识， 他一直是最好的朋友， 我想不起不认识他的日子里我是个什么德性；我和Rebecca认识了一年，我也想不起Jon和她在一起之前他又是怎样的一副德性。不过我记得那一天，那一天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当时我在中国 （Jon和Rebecca是搞美术的，我是搞中文的），我一收到Jon的e-mail就撒腿跑出家门去买电话卡，然后打电话开始骂他是不是他妈的疯了， 是不是拿我开涮呢，是不是他妈的忘了前女友是个什么东西……几个月回国以后，我才知道Rebecca当时就在他身边，全都听见了。慢慢我明白他们俩真的是天生一对，我这才愿意做这个伴郎。 Jon没有告诉我要发言，我要是早知道就不会来了。 我问Jon想让我说什么，他说随便说嘛，吟首中国情诗什么的。这可让我犯了难，因为中国的情诗 （跟任何的情诗一样）所讲的大多是无奈，是离别，是悲剧。你想，‘最终他们幸福地走到了一起’ 其实不大吸引人，它更像是结尾而不是开始。– 既然如此，请大家跟我一起举起酒杯来庆祝这个新的开始，祝福这对夫妇，祝愿他们的婚姻有诗的美丽但绝没有诗的苦涩。”

我当时想，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告别的开始。

随后的一个星期我把时间都花在返回北京的准备工夫上。装好了行李，选好了舍不得留在美国的书，买好了在中国大陆找不到的东西 （黑巧克力，杏仁糕，关于中国历史的看法较为客观的书籍等等）。 我吃了最后一顿墨西哥饭， 喝了最后一杯地道的巧克力奶昔，享受了最后一瓶真正的啤酒。我逛了最后一次街，进行了最后一批的道别。我跟许多人说了再见：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同学， 我的教授。我甚至去了以前的高中，跟当年对我好的老师说了再见。

离开的那一天终于到了。我跟父母和弟弟去了机场， 一起排队办理手续，一起吃了机场餐厅里一顿糟糕的早餐， 然后在安检站与他们告别。那天是大雾，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不到费城在我的视线中远离，可我知道它在那儿……

我是在八月中旬的一天跟它道别的。 那天有个同学准备去日本留学，离开前搞了一个聚会。 我买了一打啤酒放在背包里，然后坐地铁到他那里。 地铁从大观区往北， 过了同性恋聚居的富山区， 过了画廊多如牛毛的古城区， 过了苍丘开发区，由河边从隧道里驶出后，在晴空下从苍丘区的楼顶上向北开去。 下面的房子迅速后退，越走越快，直到模糊成一片砖红色， 一条树绿色，一迹板岩的蓝灰色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这情景我不知何时才会再看到。 就在那一刻，我从前对费城的厌恶顿时散去，我不由得想对它们嚷出一句告别，告别街道，告别城铁，告别红砖绿树， 告别下面飞快过眼的洗衣店、小卖部和非洲人发廊， 告别东面的Delaware河、西面的Schuylkill河， 北面郊区和南面的市中心。 而就在那一刻，当我第一次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城市时，一抹阳光却从屋顶跃起，向我挥舞着“再见”。